书法史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唐穆宗李恒向大书家柳公权讨教如何用笔，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借此讽谏唐穆宗荒僻政事，人称“笔谏”。从书法一面讲，“心”、“志”对于书法的主导作用在唐朝已经成为书家的常识了。
柳公权像
心平气和地写字是一种状态，书家带着感情写字也是常有的事。孙过庭《书谱》说：王羲之写《乐毅论》时“情多怫郁”，写《东方朔画像赞》时“意涉瑰奇”，写《黄庭经》时“怡怿虚无”，写《太师箴》时则是“纵横争折”。孙过庭是以王羲之所抄文章的内容为门径，追寻王羲之书写之际的情感状态。韩愈则是从书写状态解读书家的心情。张旭写草书常常在大醉之后，呼叫狂走，然后下笔，有时势来不可遏，扔掉毛笔，“以头濡墨而书”。韩愈说，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送高闲上人序》）
唐 孙过庭《书谱》
元朝陈绎曾认为，情感与书法有对应关系：“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翰林要诀·变法》）
元 陈绎曾 《翰林要诀》局部
宋朝书家发现，他们仰慕的晋唐大书家的名作，特别是王羲之行草书尺牍，多是逸笔草草，反而更显风神，苏轼由此点破“无意于书乃佳”的玄机。“无意于书”是不执著于书，带有破除“我执”的禅宗意味。作书而无牵挂，其实也是强调心旷神逸的精神状态。
王羲之 书法作品
宋朝的书家特别敬佩颜真卿，并把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与人格形象联系起来。欧阳修说：“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六一题跋·唐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六一题跋·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书法与人的关系，南朝袁昂评书以人为喻是比况人的外在风貌，而宋朝评论书法转向书家的人格，树立了伦理的标准。那些具有人格魅力、品格高洁的书家受到人们敬重，例如宋朝隐士林逋，清初坚守遗民立场的傅山，刚直不阿的钱沣等。相反，尽管赵孟頫的书法接续右军正脉，却因“失节”仕元连累奇书，被讥为“媚而无骨”。
颜真卿 千福寺感应碑文
明朝项穆写了一部名为《书法雅言》的著作，认为书法也要翼卫教化，承担“正人心”、“开圣道”的责任。他说：汉晋以后的书法，皆有偏失。唐人重视筋力轨度，书法之过在“严而谨”；宋人追求意气精神，书法之过在“纵而肆”；元人好尚性情体态，书法之过在“温而柔”。要纠正历代书法的偏失，项穆主张回归张芝、钟繇、王羲之书法的“正统”轨道。
项穆《书法雅言》
以上文字内容摘自——《极简中国书法史》，配图整理——艺盘
《极简中国书法史》从文字的起源与功能变化、书体的演变发展与兴衰更替、书写主体的变化及书家的风格特点与文脉传承、帝王的喜好风尚及其影响等方面出发，清晰呈现了书法之发展脉络及其实用与艺术并重的双重特点，展现出了承载千年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本书获得“2014中国好书”荣誉。
刘涛 1953年生于武汉。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长期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书法史、敦煌写经书法、王羲之书法。发表研究论文四十余篇。著有《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书法丛谈》、《书法欣赏》、《中国书法》等六种。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四山摩崖刻经》、《大串联》等。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