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艺术性与书法观念
书法的艺术性，最初在于法度。殷商《宰甫卣》铭文是最早的样板，字态周正，整饬中带有装饰的美感。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井然整肃是主流。此后秦国篆书《石鼓文》，秦朝小篆《泰山刻石》，汉朝隶书《史晨碑》、《曹全碑》、草书《急就篇》，陈朝智永《真草千字文》，这些书法史上的名作，尽管书体相异，风格不同，但皆有法度可寻。唐朝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所写的楷书碑刻，用笔一挑一趯，结字或欹侧或平正，无不工稳，都以法度严谨著称，因此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经典范本。
欧阳询《卜商读书帖》楷书
法度是书法艺术的第一道门槛。学书首先是学习笔法、字法，临写的古代名迹叫做“法书”，结体诀窍叫做“结字法”，书写艺术名为“书法”。书法的基本美感来自法度，所以重视法度一直是文字书写的传统。
颜真卿《颜家庙碑》
我们看到，古代政府的正规文告，纪念性碑志，下属报告上司的文书，晚辈对长辈的书翰，须用正体（篆书、隶书、楷书）书写，于公以示庄重，于私表示尊重。这种“约之以礼”的文字书写，体现者人伦关系，是历代书家自觉遵守的规则。宋朝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黄庭坚说：“老夫作书，本无法也。”这类“无法之论”，并非否定法度，而是强调技巧的活用，作书时不存计较工拙之心，不必在乎别人的品评。但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书写，苏、黄照例要遵守文字书写的礼法规则。
黄庭坚《与立之承奉书》
但是，书法的艺术性并未止步于法度。魏晋之际，私人之间尺牍之风盛行。通问候的尺牍习用俗写体的行书、草书，士族书家以简率的笔墨彰显自己的风度，用放达的笔势绽放生命的神采，逸笔草草的尺牍书成了士族书家显示才性的工具。以行草尺牍为契机，开出一条表现个人意趣的路向。
魏晋 王献之
随之而来，书法品评之风在南朝兴盛起来。南齐王僧虔《论书》点评名家，称说擅长的书体，比较书法的优势，好言笔势、笔力。梁朝袁昂《古今书评》采用拟人拟物的手法，专评书家风格。梁朝庾肩吾《书品》把汉朝至南朝的128位“草隶（草书、楷书）”书家氛围三等九品，一一点评。他们依据的书迹，多是书家所写的尺牍。
南朝的士族书家已经认识到人的“情”“思”对书写的主导作用。王僧虔《书赋》认为：书法是“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的书写艺术，意思是：书艺是凭借情感和想象，并且将其转化为纸上可见的书法形象。书写之际，“心”要遵循法则和常理，也要有意在笔先的想象力，并且做到“得之于心，用之于手”，笔下的书法形象才会有感人的生命力。
孙过庭
唐朝书法家非常强调书写时的精神状态，例如“端己正容”，“凝神静虑”，“临池志逸”之类。书法家、理论家孙过庭总结了书写的各种关系，提出了“五合五乖”的著名论点：“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书谱》）这五组关系在写字时相合，书法则“流媚”；如果乖悖，书迹则“雕疏”。孙过庭擅长书法，当然知道“五合”交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历史上动人的书法作品大多是由书家的胸臆情志主使，所以他特别指出：“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把书家精神状态的心意置于首位。
孙过庭《书谱》墨迹本
以上文字内容摘自——《极简中国书法史》，配图整理——艺盘
《极简中国书法史》从文字的起源与功能变化、书体的演变发展与兴衰更替、书写主体的变化及书家的风格特点与文脉传承、帝王的喜好风尚及其影响等方面出发，清晰呈现了书法之发展脉络及其实用与艺术并重的双重特点，展现出了承载千年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本书获得“2014中国好书”荣誉。
刘涛 1953年生于武汉。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长期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书法史、敦煌写经书法、王羲之书法。发表研究论文四十余篇。著有《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书法丛谈》、《书法欣赏》、《中国书法》等六种。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四山摩崖刻经》、《大串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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