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忱说书丨草书的规范化

我想谈谈草书规范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准备谈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什么要规范草书

二，草书规范化的历史概况

先谈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要规范草书。在所有的字体中，草书的字形最为简省，很多本来字形不同的字在草书中趋于一致，文字的识别特征被弱化，区别性能较差。孙过庭《书谱》说，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草乖使转，不能成字。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孙过庭本人是一位精研草法的书法家，人们评价他的草书“出入规矩”，“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但是，这样规范的草书也会给人们带来识读上的障碍。董其昌曾经说，读孙过庭《书谱》就像吃骨头很多的鱼一样，得不偿失。清代的蒋衡为了让人们读懂，就给《书谱》加上了楷书释文。规范的草书尚且如此，那些不规范的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从字体本身的特点来说，草书的规范化是有着十足的必要性的。

孙过庭 草书《书谱》

从草书的应用范围看，它主要用于实用性的书写和艺术性的创作两个范围；而从展开的方式上看，这两个范围又可分为个人化行为和社会化行为两个层面。对于个人化行为来说，只要书写者自己能够识别就可以了，这样看来，似乎不存在什么规范化的问题，其实并不尽然。也就是说，如果忽视了规范，那么自己也可能不认识自己写的字。明人传奇《金钿盒》里痴哥说：我的字写好了，放那晾一晾就不认识了。又据《冷斋夜话》记载：张丞相（张商英）好草书，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叫他的侄子给抄一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抄不下去了），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说，为什么不早问，我也不认识了。可见即使是个人化的行为，如果不加规范，也可能是行不通的。

至于用于交际的社会化的书写行为，如果不加以规范，后果会更加严重。上面说的张丞相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与外人相比，他的侄子毕竟更了解他的书写习惯。他写的字他的侄子不认识，可以设想，不是他的侄子就更不认识了，这就已经出现了社会的认同问题。社会化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标准，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说话，没办法勾通，就促成了用作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含义就是规范。书写的情况也是这样，既然用于交际，其目的就在于能够传递一定的信息，缺乏规范的书写，可能会传递错误的信息，也许干脆就不能传递信息，这也就达不到书写的目的。在实用领域中是这样，在艺术创作中也是这样。当然，我们说草书用于艺术创作也需要规范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书法艺术对于文字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如果没有文字内容，也就没有凭空存在的书法艺术。而所谓的文字内容只有在能够被识别的情况下才被称作文字内容，换句话说，不能被识别的只能说是某种书写痕迹，而不能算作文字内容。这是我们讨论草书规范化的逻辑起点。

张旭 《肚痛贴》

第二个方面，草书规范化的历史概况。从有关文献资料看，草书的规范化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杜度是东汉建初年间有影响的章草书法家。蔡邕《劝学篇》说：“齐相杜度，美守名篇。”卫恒《四体书势》说：“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先后出现了杜度“美守名篇”“号善作篇”的说法。赵壹《非草书》说：“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命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这里的张生指的是汉末被称为“草圣”的张芝，“手楷其篇”指的是学习张芝所作的篇。

张芝《冠军帖》局部

关于篇、作篇，唐兰《中国文字学》说：“作篇是给学者临写的。杜度作篇跟王次仲作楷法是同样的意义。”所谓“作楷法”实际上就是制定规范的意思。《非草书》中也说张芝“匆匆不暇草书”，写草书的时候“下笔必为楷则”，学习者“手楷其篇”就是通过临写“篇”来掌握规范。可以看出，杜度、张芝等人“作篇”的行为正是规范草书的举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晋时人们把前贤的草书命名为章草，章草的“章”字的含义曾经有很多歧义，但现在已经有了一致的意见，即，条理、法度，其实也就是规范的意思。确定了章草的概念，就可以用它来区分汉代规范的和不规范的草书。

杜度、张芝等人作篇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据推测应该是当时通行的小学字书一类，如《急就篇》等。崔瑗、张芝、皇象、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萧子云、崔浩等书家所写《急就篇》在后世都有流传或记载。《魏书  崔浩传》称崔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楷模。”如果不是为了推广规范，崔浩没有必要写几百本《急就章》。从元代开始，章草再度复兴，一些名家如赵孟頫、宋克等，也多通过《急就章》来推广和规范章草这一书体。

邓文原《急就章》

与章草书多以《急就章》为作篇的文字内容不同，今草之篇往往以《千字文》的形式出现。如王羲之后裔、隋代僧人智永，曾闭门作书三十年，手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浙东诸寺，有的竟然流传至今。苏轼评价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也就是说，智永为了规范草书，而放弃了对自己的艺术风格的提炼和强化。

以《千字文》为今草“作篇”的文字内容并不偶然，它首先是一种通行的小学字书，读书的人都学过它。（所谓“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另外，它有“习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触类易通”的优长。王澍《竹云题跋  十种千文》说：“自唐以来，名能书者，多以字各不同，体制尽备，可以自见笔力，故书千文者，不可一二计。”无论历代草书家书写《千字文》的意图究竟如何，至少在客观上都起到了规范草书的作用。

孙过庭 草书 千字文

民国期间，于右任创办草书社，用以推行草书规范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就是从历代流传下来的草书作品特别是草书《千字文》中选取而成的。《标准草书  自序》说：“隋唐以来，学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从《标准草书》的“标准”二字可以看出于右任追求草书规范化的动机，也可以看出于右任深得古人“作篇”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