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到毛笔书写，无论好坏，都不自觉地把它冠以“书法”之名。显然，书法被泛化、俗化的趋势较为严重。书法，原为“法书”，足见法的高度。东洋人称“书道”，表明由技而道是书写的最高境界。书写有技、道之分，书法之“法”也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笔法的理解，而是隐含着书写者人性的光辉或负载着更为复杂的人文内涵。
为此，书之道，不断被后人所注解并玄化。因而，右军妙用天资，纵笔放怀，尊之为“圣”，当不足为奇，右军法书成了“道”的化身。关于“道”的解释，《老子》有曰：“道法自然。”书写技能尚可触摸，道的高度与境界，常人实无法企及，“若存若亡”，或“大笑之”。人们只能云里雾里，不知“自然”为何物。
书圣“王羲之”
东晋以来，一代代书家无不标榜“王书”，以“羲之”为法，似乎这是一条通往书“道”的神圣之门。惊诧的是，这些所谓继承“王书”正脉的书家们几乎没有像“羲之”的，甚至于踪迹难寻。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地书写着。似乎承继“王书”成为一种让人难以信服和琢磨的“悖论”，颜鲁公、苏东坡、董香光、王觉斯……无不如是。
为维护自己“领地”的纯粹性，公然不屑于“王书”，与“羲之”抗礼。即便是以“集古字”自称的米南宫最终也走向决裂，什么“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无一点右军俗气”之类，似有辱没“书圣”之嫌。至于“嘉道”以来碑学所导致的金石书风，那就与“王书”大相径庭了。不仅如此，几乎每一位成功书家之间，虽有师承渊源，但面目却是霄壤之别。他们所尊崇的书写之“道”又在哪里？
米芾《清和帖》
不过，也有例外。在浩瀚的书史中，孙过庭以较为纯正的“王书”面世。《宣和书谱》载：“作书咄咄逼羲献……善临模，往往真赝不能辨。”可见，对孙氏书法的评述寥寥数笔，仅局限于“临模”“羲献”而已。另一位当属赵文敏，他是元代复古“王书”的旗手，所谓“主坛坫者”，但历来以“殊乏大节不夺之气”论之，有“奴书”之名、“俗书”之嫌。近代白蕉为帖派殿军，文采风流，终因描摹“二王”太甚而寄人篱下（沈尹默语）。
王羲之书法的高度是：尽善尽美的字形、精致的点画、巧妙自然的章局。从王羲之的书法留存来看，大都是书札之类，是王羲之对生活中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通过文字书写得以存续的生命状态，而非拘泥于汉字形体的本身。
王羲之《频有哀祸帖》
犹如《丧乱》《哀祸》之类，正是羲之生活的苦痛和无奈，无论内容与形式，表达着魏晋生活的真实。魏晋以来，我们见到大量的古代经典无不是生活化的，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书写方式的多样性。每一次心性的变幻随生活中不同场景的变动而喜怒由之，从而书写的笔法变异了，字形新造了，章法意境也由此变幻无穷。
欧阳询有《梦奠帖》，颜真卿有《祭侄稿》《争座位》，张旭有《肚痛帖》，苏轼有《寒食诗稿》，蔡襄有《脚气帖》……这些经典法帖的称谓真是光怪陆离，但充满生活的真彩，鲜活的个性表达、自在的真实生活，羲之踪迹已荡然无存。我们今天的书法真不知如何称呼、命名为好，大都是一色的《古人诗》《唐人诗》《宋人词》……也不知后人该如何评说了。如此，并非源自于心性的书写之由已经成为当下创作的主要冲动。
蔡襄《脚气帖》
然而，当我们面对今天的大型书展或自我的书写时，充满着太多的无奈与不适。总会不自觉地发现，除了不同书体外，几乎是一色的“二王”，或复制着“褚遂良”，或整齐而时髦的“隶书”，或者“旭素”的副产品……不是重复着自己，就是重复着先生的套路，或者描摹着先贤的形迹。没了个性的书写，犹如“星光大道”上的模仿走秀。
书法展赛现场
当书写缺少了自我主见和心性的自然萌动，技术就成了匠式的堆砌；图式的复制背后，也就没有了故事性、情感性，更没有了因缘巧合，也缺乏了生活的情趣。不尽如此，大多数个展也流于一种“风格”的重复，生活的“万花筒”。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展览只要展示一件作品就够了。“书，心画也”，已经被表面的形式要求所肢解或曲解，心性的真实已恍然、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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